中國四大發明是紙、活字、羅盤、火藥，這點我在此篇連載一開始便已提及。之前提到卡特的著作《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西傳》（《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1925年初版發行），1931年再版的序文中有如下內容：
「文藝復興初期在歐洲傳播的四大發明，對現代世界的形成帶來了重大貢獻。紙和印刷術，開啟宗教改革之路，也為民眾帶來受教育的機會。火藥，顛覆了封建制度，創立了市民軍隊。羅盤，促成美洲的地理大發現，讓世界取代歐洲成為歷史的舞台。」（藪內清、石橋正子譯，平凡社東洋文庫《中國印刷術》，日文原書名《中国の印刷術》，1977年）
連載文章第二篇中曾提及到的張秀民老師，對於活字印刷術之史並非由發明的中國人自行撰寫，而是由美國人所寫一事感到憤慨，於是奮而力追投身調查研究。1958年著書《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影響》（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再行著作《中國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張秀民老師針對中國印刷史的研究獲得了高度評價，於1987年11月獲頒第一屆「森澤信夫印刷獎」。根據森澤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資訊，「森澤信夫印刷獎」是以森澤公司董事長森澤信夫個人名義，捐贈予中國印刷技術協會之基金為基礎所設立的獎項。一位外國人的姓名（即指森澤信夫），竟能作為中國獎項的頭銜，可說是相當罕見。
這裡我稍微岔開話題。我接管的佐藤字體設計研究所和中國印刷技術協會有過幾次接觸機會。1964年，日本舉辦東京奧運，在日本中國文化交流協會的邀請下，商務印書館副董事長王益老師率領中國印刷代表團到訪日本。訪問期間的某一天，王益老師等三名貴賓參訪了我們的研究所（當時名稱為佐藤設計研究所），並和佐藤敬之輔論及書體設計等內容。當時擔任研究所助理的淺葉克巳先生（藝術總監、Tokyo Type Directors Club理事長）當場示範了字體設計，據說讓王益老師一行人相當驚訝。這是發生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的事情。
1990年代初期，我們希望能和中國設計師共同進行書體開發，因而多次到訪北京。和中國印刷相關人士聚會時，對方詢問我們有沒有想見到誰，我們抱著想當然爾不可能實現的心情提出了王益老師的名字。然而，在第二天的會議上，確實見到了王益老師。王老師也曾擔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全國委員，當時出任新聞出版署特別顧問及中國印刷技術協會名譽理事長，像這樣地位崇高的大人物，絕不是我們這些人可輕易見到的。以此次會議為契機，其後我們和王益老師有了多次見面的機會，也數次受邀參加印刷相關的研討會。不過，共同開發書體的計劃因各種原因，最終失敗收場。
《中國印刷史》一書，我是在神田神保町一家販售中國書籍的書店購入。讀完後深感其內容包羅萬象、蘊含甚深，我因而提筆寫信寄到上海人民出版社，表達欲見張秀民老師一面的想法。我只是單純想知道中國最優秀的印刷史學家是個什麼樣的人，以及其所思究竟為何。如中國文人的傳統三辭三讓後，老師和我相約於杭州相會。在西湖的飯店裡，老師身穿全新的中山裝，搭著人力車前來赴約，對著近乎無知的我，他那兩天總是笑容可掬，以穩重的態度真摯地和我對應。自此以後，我在心中便擅將張秀民老師認定為「我的印刷史老師」，直至今日。當年是1993年冬季。
老師從廈門大學畢業後，隨即進入北平圖書館服務直至退休。印象最深的是，他曾提及該館館內的貴重書籍幾乎都已看過。中國最大規模的圖書館，其藏書量之大是我所難以想像的。究竟看了多少本書，光是談論就令人發昏了。
協助老師進行研究調查的是其外甥韓琦先生，目前擔任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副所長。
然而，改變世界的中國四大發明，在中國本地卻未能如想像中蓬勃發展，而是在遙遠的歐洲開花結果。遠渡歐洲的下述的發明，其實和近代活版印刷術上所運用的明體活字的開發，有著極深的關聯性，但意外的是很少人知道這件事。
羅盤，使從前的沿岸航海轉型為遠洋航海。遠洋航海得以實現後，許多冒險者將目標放在未知國度的亞洲。歷經一番苦難，從印度或中國取得的珍貴物品和文物活絡了貿易，進而催生了東洋學、中國學。
貿易和東洋學需要學習當地的語言；為此必須編纂自國語和當地語的對譯辭典；因而非得製作能和自國語活字混合排版的當地語活字不可。以中文為例，製作者必須決定書體要採「楷書體」或「仿宋體」（在日本稱為「宋朝體」）。凡中國學者應該都知道，明體是明朝以後最常使用的書籍印刷用字體。明體的造型和歐洲的羅馬字體有共通之處，因此考慮到與羅馬字體混合排版，自然會選擇明體。
過去的宋版書籍以美麗的楷書體或仿宋體印製。楷書體是中國正式場合使用的書體，熟諳楷書須經一定時間的訓練。然而，當出版事業蓬勃發展，印刷書籍逐漸增加時，人們要求的是任何人都可輕鬆打稿的書體。明體的優勢在於，只要學會其書體造型的結構要素，儘管仍會出現技巧高低的落差，但大致能形成像樣的造型。明體的出現，應和出版文化的盛行有著深厚的關係，這是我個人的推想，各位覺得有道理嗎？
那麼，在歐洲明體漢字活字是如何製作的呢？
法國王立印刷所・帝立印刷所開發的40 Point明體木活字應是歐洲首套明體活字。近代活版印刷術中，1742年所發行Étienne Fourmont的《中國官話》首次採用此套40 Point明體木活字印製，其後活字的製作就此中斷。後來為印製Joseph de Guignes的《漢字西譯》，在拿破崙一世的命令下，自1811年至1813年刻製印刷此書所需的木活字；雕刻者為帝立印刷所的字模雕刻師──Delafond。這本1813年所發行的拿破崙皇帝版《漢字西譯》，是部中、法、拉丁三國語對照的辭典，項目標題上的漢字活字共使用13,316個字模。下圖是《漢字西譯》的第一頁。縱長48公分，是本大尺寸的書籍。
攝影師港千尋先生曾拍攝法國國立印刷局和這本辭典（攝影集《文字的眾母親：活版印刷之旅》〔日文原書名《文字の母たち》〕、《In-Between》），內容記載現存的這套木活字被稱作「攝政的黃楊木活字」。所謂「攝政」，是指路易十四死後成為攝政王的奧爾良公爵腓力(d’Orléans Philippe)。順道一提，王立印刷所的Point尺寸是獨一無二的特殊尺寸，1 Point等於0.398mm。根據過去曾到印刷局參觀學習的裝幀設計師日下潤一先生所述，他們是直接換算成Didot Point（1 Point = 0.3759mm）使用。從照片可見，這套木活字並未遵循準確的40 Point活字尺寸，不同字體呈現尺寸大小不一的落差（40 Point木活字的照片由日下潤一先生所攝）。
這套木活字的影響展現在出人意料之處。
1804年受邀參加拿破崙加冕儀式的羅馬教皇庇護七世（PioⅦ），收到拿破崙獻呈以全世界約140種語言的活字印刷所製的《ORATIO DOMINICA》（《主禱文》，1805年），當中漢字表記的主禱文正以此套40 Point木活字排版呈現。
庇護七世在回程中，似乎餽贈了一本《主禱文》給北義大利的Palma公爵。Palma公爵可能命令其雇用的印刷者博多尼（Giambattista Bodoni）須參考此書的漢字製作活字。
博多尼版的《主禱文》（1806年）收藏在印刷博物館內。這份影本由該博物館提供。雖然漢字活字的粗細不同，但字體形狀十分相似，我認為必然參考了法國版《主禱文》。從筆畫品質來看，博多尼版很可能是雕刻在金屬上，而非木頭上。
兩種版本的圖片中，「國」中間的「或」略有不同。博多尼版的「或」右上角缺了一點；而法國版的「或」，雖然右上角的點不大，但確實存在著。或許有人會猜想博多尼是誤以為那一點為印刷汙漬而略過不刻。這樣的推測聽起來可笑，但實際上，歐洲19世紀的書籍中，漏掉點畫的情況並不少見。
我所見著的法國版本中，「國」字上下顛倒；但印刷博物館收藏本（下圖）中卻是字體正立的修正版。此書堪稱拿破崙皇帝即位紀念出版的重要書籍，一般來說不可能有印刷錯誤的版本流傳於世。究竟是何種原因造成的呢？
木活字須雕刻出所有需要的文字，因此即使是同一個字，字形也都各不相同。另外，也存在以此製作方法逐字雕刻在金屬活字素材上的活字，這些都稱作「雕刻活字」。至此，我們腦中又浮出疑問，那麼以字模造出母模，讓相同文字皆呈現同樣字形的「鑄造活字」，最早又出現在哪裡呢？
連載系列待續…
〈注〉：本篇連載文章中未註明來源的圖片，皆取自橫濱開港資料館收藏本。
【原文出處】
華康字型官網－小宮山博史的活字百寶箱專欄
明體漢字活字的開發 連載系列第五篇
https://pse.is/HADL5
【作者介紹｜關於小宮山博史】
日本字型設計一代宗師，至今活躍於字體設計、活字字體史研究、書寫體設計教育等三大領域，代表作含RYOBI印刷機販賣的照相排版書體、平成明朝體、特太平體明朝體等多項知名字體。
【華康字型官方網站】
https://www.dynacw.com.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