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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宫山博史的活字百宝箱】跟着专家,发掘欧洲历史中的明体活字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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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comwaretaiwan

中国四大发明是纸、活字、罗盘、火药,这点我在此篇连载一开始便已提及。之前提到卡特的著作《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1925年初版发行),1931年再版的序文中有如下内容:

“文艺复兴初期在欧洲传播的四大发明,对现代世界的形成带来了重大贡献。纸和印刷术,开启宗教改革之路,也为民众带来受教育的机会。火药,颠覆了封建制度,创立了市民军队。罗盘,促成美洲的地理大发现,让世界取代欧洲成为历史的舞台。”(薮内清、石桥正子译,平凡社东洋文库《中国印刷术》,日文原书名《中国の印刷术》,1977年)

连载文章第二篇中曾提及到的张秀民老师,对于活字印刷术之史并非由发明的中国人自行撰写,而是由美国人所写一事感到愤慨,于是奋而力追投身调查研究。1958年著书《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再行著作《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张秀民老师针对中国印刷史的研究获得了高度评价,于1987年11月获颁第一届“森泽信夫印刷奖”。根据森泽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资讯,“森泽信夫印刷奖”是以森泽公司董事长森泽信夫个人名义,捐赠予中国印刷技术协会之基金为基础所设立的奖项。一位外国人的姓名(即指森泽信夫),竟能作为中国奖项的头衔,可说是相当罕见。

这里我稍微岔开话题。我接管的佐藤字体设计研究所和中国印刷技术协会有过几次接触机会。1964年,日本举办东京奥运,在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的邀请下,商务印书馆副董事长王益老师率领中国印刷代表团到访日本。访问期间的某一天,王益老师等三名贵宾参访了我们的研究所(当时名称为佐藤设计研究所),并和佐藤敬之辅论及书体设计等内容。当时担任研究所助理的浅叶克巳先生(艺术总监、Tokyo Type Directors Club理事长)当场示范了字体设计,据说让王益老师一行人相当惊讶。这是发生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的事情。

1990年代初期,我们希望能和中国设计师共同进行书体开发,因而多次到访北京。和中国印刷相关人士聚会时,对方询问我们有没有想见到谁,我们抱着想当然尔不可能实现的心情提出了王益老师的名字。然而,在第二天的会议上,确实见到了王益老师。王老师也曾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当时出任新闻出版署特别顾问及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名誉理事长,像这样地位崇高的大人物,绝不是我们这些人可轻易见到的。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其后我们和王益老师有了多次见面的机会,也数次受邀参加印刷相关的研讨会。不过,共同开发书体的计划因各种原因,最终失败收场。

《中国印刷史》一书,我是在神田神保町一家贩售中国书籍的书店购入。读完后深感其内容包罗万象、蕴含甚深,我因而提笔写信寄到上海人民出版社,表达欲见张秀民老师一面的想法。我只是单纯想知道中国最优秀的印刷史学家是个什么样的人,以及其所思究竟为何。如中国文人的传统三辞三让后,老师和我相约于杭州相会。在西湖的饭店里,老师身穿全新的中山装,搭着人力车前来赴约,对着近乎无知的我,他那两天总是笑容可掬,以稳重的态度真挚地和我对应。自此以后,我在心中便擅将张秀民老师认定为“我的印刷史老师”,直至今日。当年是1993年冬季。

老师从厦门大学毕业后,随即进入北平图书馆服务直至退休。印象最深的是,他曾提及该馆馆内的贵重书籍几乎都已看过。中国最大规模的图书馆,其藏书量之大是我所难以想像的。究竟看了多少本书,光是谈论就令人发昏了。

协助老师进行研究调查的是其外甥韩琦先生,目前担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

然而,改变世界的中国四大发明,在中国本地却未能如想像中蓬勃发展,而是在遥远的欧洲开花结果。远渡欧洲的下述的发明,其实和近代活版印刷术上所运用的明体活字的开发,有着极深的关联性,但意外的是很少人知道这件事。

罗盘,使从前的沿岸航海转型为远洋航海。远洋航海得以实现后,许多冒险者将目标放在未知国度的亚洲。历经一番苦难,从印度或中国取得的珍贵物品和文物活络了贸易,进而催生了东洋学、中国学。

贸易和东洋学需要学习当地的语言;为此必须编纂自国语和当地语的对译辞典;因而非得制作能和自国语活字混合排版的当地语活字不可。以中文为例,制作者必须决定书体要采“楷书体”或“仿宋体”(在日本称为“宋朝体”)。凡中国学者应该都知道,明体是明朝以后最常使用的书籍印刷用字体。明体的造型和欧洲的罗马字体有共通之处,因此考虑到与罗马字体混合排版,自然会选择明体。

过去的宋版书籍以美丽的楷书体或仿宋体印制。楷书体是中国正式场合使用的书体,熟谙楷书须经一定时间的训练。然而,当出版事业蓬勃发展,印刷书籍逐渐增加时,人们要求的是任何人都可轻松打稿的书体。明体的优势在于,只要学会其书体造型的结构要素,尽管仍会出现技巧高低的落差,但大致能形成像样的造型。明体的出现,应和出版文化的盛行有着深厚的关系,这是我个人的推想,各位觉得有道理吗?

那么,在欧洲明体汉字活字是如何制作的呢?

法国王立印刷所・帝立印刷所开发的40 Point明体木活字应是欧洲首套明体活字。近代活版印刷术中,1742年所发行Étienne Fourmont的《中国官话》首次采用此套40 Point明体木活字印制,其后活字的制作就此中断。后来为印制Joseph de Guignes的《汉字西译》,在拿破仑一世的命令下,自1811年至1813年刻制印刷此书所需的木活字;雕刻者为帝立印刷所的字模雕刻师──Delafond。这本1813年所发行的拿破仑皇帝版《汉字西译》,是部中、法、拉丁三国语对照的辞典,项目标题上的汉字活字共使用13,316个字模。下图是《汉字西译》的第一页。纵长48公分,是本大尺寸的书籍。

摄影师港千寻先生曾拍摄法国国立印刷局和这本辞典(摄影集《文字的众母亲:活版印刷之旅》〔日文原书名《文字の母たち》〕、《In-Between》),内容记载现存的这套木活字被称作“摄政的黄杨木活字”。所谓“摄政”,是指路易十四死后成为摄政王的奥尔良公爵腓力(d’Orléans Philippe)。顺道一提,王立印刷所的Point尺寸是独一无二的特殊尺寸,1 Point等于0.398mm。根据过去曾到印刷局参观学习的装帧设计师日下润一先生所述,他们是直接换算成Didot Point(1 Point = 0.3759mm)使用。从照片可见,这套木活字并未遵循准确的40 Point活字尺寸,不同字体呈现尺寸大小不一的落差(40 Point木活字的照片由日下润一先生所摄)。

这套木活字的影响展现在出人意料之处。

1804年受邀参加拿破仑加冕仪式的罗马教皇庇护七世(PioⅦ),收到拿破仑献呈以全世界约140种语言的活字印刷所制的《ORATIO DOMINICA》(《主祷文》,1805年),当中汉字表记的主祷文正以此套40 Point木活字排版呈现。

庇护七世在回程中,似乎餽赠了一本《主祷文》给北意大利的Palma公爵。Palma公爵可能命令其雇用的印刷者博多尼(Giambattista Bodoni)须参考此书的汉字制作活字。

博多尼版的《主祷文》(1806年)收藏在印刷博物馆内。这份影本由该博物馆提供。虽然汉字活字的粗细不同,但字体形状十分相似,我认为必然参考了法国版《主祷文》。从笔画品质来看,博多尼版很可能是雕刻在金属上,而非木头上。

两种版本的图片中,“国”中间的“或”略有不同。博多尼版的“或”右上角缺了一点;而法国版的“或”,虽然右上角的点不大,但确实存在着。或许有人会猜想博多尼是误以为那一点为印刷污渍而略过不刻。这样的推测听起来可笑,但实际上,欧洲19世纪的书籍中,漏掉点画的情况并不少见。

我所见着的法国版本中,“国”字上下颠倒;但印刷博物馆收藏本(下图)中却是字体正立的修正版。此书堪称拿破仑皇帝即位纪念出版的重要书籍,一般来说不可能有印刷错误的版本流传于世。究竟是何种原因造成的呢?

木活字须雕刻出所有需要的文字,因此即使是同一个字,字形也都各不相同。另外,也存在以此制作方法逐字雕刻在金属活字素材上的活字,这些都称作“雕刻活字”。至此,我们脑中又浮出疑问,那么以字模造出母模,让相同文字皆呈现同样字形的“铸造活字”,最早又出现在哪里呢?

连载系列待续…

〈注〉:本篇连载文章中未注明来源的图片,皆取自横滨开港资料馆收藏本。

【原文出处】

华康字型官网-小宫山博史的活字百宝箱专栏

明体汉字活字的开发 连载系列第五篇

https://pse.is/HADL5

【作者介绍|关于小宫山博史】

日本字型设计一代宗师,至今活跃于字体设计、活字字体史研究、书写体设计教育等三大领域,代表作含RYOBI印刷机贩卖的照相排版书体、平成明朝体、特太平体明朝体等多项知名字体。

【华康字型官方网站】
https://www.dynacw.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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